霍华德·马克斯备忘录:民粹主义阻碍做大经济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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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华德·马克斯备忘录:民粹主义阻碍做大经济的蛋糕

几周之前,我们欣然宣布与 Brookfield Asset Management(博枫资产)合并,共同成为全球最大的、策略最为广泛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之一。其后,我收到了类似这样的问题“还会有马克斯的备忘录吗?”我想此刻你对此已经有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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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我虽判断正确,但却仍感忧心忡忡的事就是近期对于经济制度种种辩论。我在 1月份撰写的备忘录《政治现实遇上经济现实》中,用大量篇幅阐述了我对左翼民粹主义的崛起以及由此产生的反资本主义情绪的担忧。然而自那之后,这股潮流愈演愈烈。

如上次备忘录中所提,针对工人在公司治理中的话语权及现金需求,已经立法实现。同时出台的还包括一项旨在上调高收入者所得税等级的建议。自那以后,涉及征收财产税、上调遗产税,以及纽约市临时住所税收等名目的主张也纷纷粉墨登场。显然,企业和富人已被当作诱人的政治目标,以及增加税收的理想来源。

民粹主义之所以能够煽动民众,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即是他们深受大众欢迎的一套说辞。“富人拥有的太多了”, “我们普通人获得分配的太少”,“制度肯定是被操纵的”,“富人成功是通过欺骗而获得的”,“富人并不会支持公平分配”此类论调对于怨天尤人的人来说非常受用,而要想明辨这些言论中的是非,不仅需要明察秋毫、以史为鉴,还需要拥有很多人所缺乏的经济常识。

发生了什么事?

1月份的备忘录中,我阐述了一个观点,认为在过去的10至20年间,持续上升的经济浪潮已经无法全面推动各行各业的均衡发展。此外,主要的社会和经济趋势导致了经济不平等的增加。如我所言,这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民粹主义的兴起。

1月28日,在我发表1月份备忘录的两天前,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发表了一篇题为《民粹主义+经济疲软+央行放宽能力有限+总统大选=高风险市场和高风险经济体》的精彩评论文。以下段落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

贫富差距,特别是在伴随着价值观差异时,会导致冲突加剧;而在政府行为中,这种差异体现在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一般来说,右翼民粹主义者(通常是资本家)不太擅长分蛋糕,而左翼民粹主义者(通常是社会主义者)不太擅长把蛋糕做大。

右翼(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和左翼(伯尼·桑德斯的支持者)民粹主义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将主要讨论后者。

在1月份的备忘录中,我详细论述了资本主义在美国取得现有成就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简而言之,借用瑞·达利欧的话,即资本主义创造出了最大的蛋糕,打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世界范围内最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一。而且只有资本主义才有可能继续把蛋糕做大。历史上,非资本主义制度在实现经济增长和繁荣方面的失败案例比比皆是,并载入史册。

显而易见,资本主义制度下分蛋糕,人们并无法获得同等的份量。这正好与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于1945年10月22日在下议院演讲时提到的观点如出一辙:

资本主义的内在缺陷是无法平等地分配所得。

我十分欣赏这一说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更容易看到大块的蛋糕给予了以下例子中的人,更聪明、更有才华、更幸运、或生于富裕家庭的人也是如此。这些解释中的前三个通常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但第四个就不是,所以人们会围绕最后一个展开争论。实际上,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收益与分得更大蛋糕的更聪明、更有才华和工作更努力的人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却没有人认为仅凭幸运拿到更大块的蛋糕是合情合理的。很多人认为财富继承所得至少应该被抽掉一些,而有这些想法的人通常并非财富捐赠者或受益者。

那些“左翼民粹主义者”想要得到什么呢?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希望实现更公平和更平等的结果。他们很少提及做大蛋糕本身,更多时候是关注如何公平地分配蛋糕。这就是丘吉尔做出如下补充的原因:

社会主义的内在优势在于共患难。

放眼全球,我们会发现有强调均分蛋糕的国家,也有其他更关心做大蛋糕的国家。强调平等分配的国家包括古巴、朝鲜、委内瑞拉和苏联,而除美国外,注重做大蛋糕的国家或地区还包括韩国、香港和新加坡。哪一组国家或地区的人普遍生活得更好?你更愿意选择生活在前者还是后者?

如今,很多人显然无法理解资本主义在创造美国人所享有的财富方面的作用。其他人可能觉得资本主义过去可能确实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现在已成为过去时;因此,我们应该将注意力转移到更平等的分配上。最后一部分人可能会认为平等分配比创造更大的繁荣更加重要。

社会主义将社会政治因素附加于经济制度中,因此相对于自身利益和个人动力,更加强调平等和谐的重要性。反之,资本主义则并没有强调这一点。上个月查理·芒格向我提起了中国在毛泽东1976年逝世之后的农业发展史。以下几段内容摘自1986年在国际事务周刊发表的关于中国农业改革的文章。虽然内容较长,但我认为这一课题值得好好研究 —— 中国如何从“共患难”实现全面蜕变:

在(1957-1978年)这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粮食产量只能勉强追上人口增长。在此期间,中国实际上越来越依赖粮食进口来满足人口基本需要。到了1978年,约有3000万城市居民(约占中国城市人口的40%)依赖于粮食进口。与此同时,很多非粮食作物的产量情况甚至更差。农业产量增长缓慢,农民收入的适度增长自然也极其有限。

到了1978年,中国共产党在最高会议上达成共识,即导致农业产量增长异常缓慢的原因是:中国的集体化生产结构效率低下;推行本地自给自足政策而导致生产效率降低,农村市场化发展受阻,而较低的农产品价格导致生产积极性降低。从1978年开始,中共中央委员会批准了一系列全面性改革,解决了这些问题。这些改革包括:集体化生产制度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根据这一新制度,土地以每个家庭为单位进行分配。关于种植模式和肥料数量以及其他生产投入要素不再由小组和大队领导人决定,而是由每个家庭决定。这鼓励农民们进行专业化、市场化生产,而不是局限于自给自足。农村市场被重新开放,鼓励农民根据相对优势进行种植。

自1978年以来实施的改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例如,中国粮食产量从3.05亿吨增加到4.07亿吨,平均年增长率接近5%,远远超过1957年至1978年间2.1%增长率一倍以上。

正式放弃粮食自给自足的政策,不再以“以粮为纲”为口号,重新开放农村市场,并由此刺激非粮作物生产,农民们热情高涨。

农业产量的空前快速增长带来了农业实际收入的大幅上升。按当前价格计算,人均农业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长到1984年的355元。收益不仅仅来自农业产出的增长,而且还来自农村非农就业及收入的大幅增长。

尽管去集体化为提高生产率的增长提供了动力,但是也产生了部分重大的可见度低的不利影响。从长远来看,目前尚不清楚现有本地劳动密集型灌溉系统的未来前景。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制度令农村地区的收入分配不明朗,并且最终可能会导致农村地区不稳定。

集体所有制退出历史舞台的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农村社会服务水平下降。农村医疗保健和小学教育的国家预算资金一直都非常有限,并多为集体累积的福利基金所资助。改革所产生的最终意外后果是其对于国家预算方面的影响。虽然国家引入的农业配额价格上涨以及去集体化为农民生产者提供了巨大的激励,并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些激励措施给国家带来财政负担的速度远远超过预期。

—— 摘自尼古拉斯·拉迪的《中国的农业改革》一文

上述讲的是中国在短短八年内完成转变的故事:放松监管和管制、以自由经营和利润为目标、增加灵活性和并扩充选择、享受专业化带来的好处、以及通过自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结果:产量大幅增加,不过也导致了不平等现象增多,以及政府减少提供公共服务。换言之,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改革带来更美好的生活质量。改革前,虽然每个人都过得差不多,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改革后会好的多。两者而言,哪个更公平?

资本主义并不会、甚至并不关心平等分配。资本主义认为的公平是:实力更强或工作更勤奋的人应当赚取更多收入。因此,资本主义激励着人们努力工作,并奖励那些取得成就的人,最终为几乎所有人带来更美好的生活。中国与美国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

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喜欢现在分蛋糕的方式

过去两年,亚马逊为第二总部选址一直是商界的热点新闻之一。共有238个城镇及地区提交规划方案,纷纷大力鼓吹自身作为第二总部潜在选址的优势,其中许多提供了财政激励措施。

结果,去年11月爆出重大消息,亚马逊选择纽约市皇后区的长岛市和北弗吉尼亚州作为总部扩张计划目标地点。皇后区第二总部计划包括亚马逊单方面投资25亿美元;亚马逊新增约25,000个工作岗位(仍未包括未来在建筑、当地基建设施及相关服务业的数千个岗位);未来25年将为该州和该市带来270亿美元的税收,并在该期间内向亚马逊提供3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和补贴。

该项目的支持者一度热情高涨,但很快就遭到当头棒喝 —— 2月14日亚马逊宣布取消该计划。

由于公共补贴遭到强烈反对、市政府和州政府“私下”协商计划所引发的民众不满,以及民众对该计划会对邻近地区造成影响的担忧,导致该计划最终流产。

—— 摘自2月22日《纽约时报》

由于亚马逊的反工会化政策,原本支持并希望参与组织亚马逊运营的工会态度改为反对。当然,建筑业工会以及期望增加工作机会的其他工会仍纷纷表示支持该项目。

政治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提名长岛市参议员迈克尔·吉纳瑞斯实为公权控制委员会成员,一旦当选,他对于该项目拥有一票否决权。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吉纳瑞斯反对政府补贴,并对于市长和州长在磋商该项目时未征询他的意见而感到恼火。一些人认为,他的提名(尽管从未生效)是压倒该项目的最后一根稻草。

最终在亚马逊选址的过程中,充满了民粹主义言论的怨恨之声,11月17日《纽约时报》杂志的一篇文章写道:

城市研究理论学家Richard Florida告诉作者Anand Giridharadas,亚马逊的第二总部争议“充分体现了21世纪初美国后资本主义的内在意义”。他还表示,“这家由全球首富经营的万亿美元市值的公司可在美国、加拿大及墨西哥的230个城市举办一场声势浩大、堪比《美国偶像》的竞拍会,并以此获取大量地址和人们自身动机的大数据,并且还能在这一过程中轻松获得30亿美元税务优惠,在当今的时代,这代表着超级权力的悲哀”。

纽约第14国会选区(包括布朗克斯区和皇后区部分)的时任当选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在推特上批评该项目。她写道,“在纽约地铁状况如此破旧,我们的社区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投资的时候,亚马逊却获得了亿万美元的税收优惠,这无疑令本地居民极度焦虑”。

奥卡西奥·科特兹周四在电话中愤怒表示亚马逊项目实质上是典型的劫贫济富,是为了一家私营企业利益而牺牲整体公共成本的实例。“向全球最有钱的公司提供30亿美元税项优惠,意味着是在放弃我们的学校,放弃我们的基建投资,放弃我们的社会发展。”换言之,全球首富入驻,是逼迫每一个纽约人为其买单,令其免费受益。是巨额的机会成本。

尽管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纽约人支持该项目,但联合起来的反对力量已经足以将亚马逊拒之门外。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称:

对亚马逊来说,建立新总部需要与州和地方当选官员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得到这些官员的长期支持,协作,及帮助。

这听起来中规中矩。

但亚马逊决定放弃该计划,则让左翼大肆发表言论。市议员吉米·布拉默表示:

虽然我们面对的是全球首富及全球最富有的公司,但我们并没有让步。亚马逊并不需要我们的30亿美元。

—— 摘自2月15日《纽约时报》

众议员奥卡西奥·科特兹在推特上写道:

一切皆有可能:今天,一群兢兢业业、生活在纽约的普通人,联合一致,击败了亚马逊所代表大财团的贪婪,战胜了亚马逊对工人的剥削以及全球首富的权势。

解读一下,“进步”左翼的回应是:亚马逊,请带着这些工作机会,离开此地。

我无意针对奥卡西奥·科特兹,而且我跟她并没有任何矛盾。但以她为代表的主张令我感到不安,她所说的正是我想要反对的。以下是《华盛顿邮报》(其实际控股持有人为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在2月21日发表的一篇题为《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是一位经济学文盲 —— 这会给美国带来危险》的文章:

举一个很好的例子:上周,奥卡西奥·科特兹因为她的民主党同僚所对于推翻项目而取得的大加庆祝。根据该项目规划,亚马逊原本承诺在纽约长岛市(就在她的国会选区隔壁)建立新的总部。亚马逊的离去让这座城市损失了25,000到40,000个新的工作岗位。且不说亚马逊原本会雇用的科技员工,随之而去的还包括建设总部所带来的所有工会建筑工作岗位,以及为了向亚马逊员工提供服务而正准备开业或扩大经营范围的所有小企业(包括餐馆、酒吧、干洗店和食品车)所创造的数千个工作岗位。这些都随着亚马逊的撤退而被摧毁。

而奥卡西奥·科特兹本人完全没有受到影响。“我们正在为这些工作岗位提供补贴,”她说。“坦白说,如果我们愿意为这个项目拿出30亿美元,那么也可以将这30亿美元投资在我们的社区。我们可以雇用更多老师,我们可以改善地铁运营。如果我们愿意,这笔钱可以让我们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她完全没抓住重点。市政府的银行账户里并没有这30亿美元用来补贴亚马逊或为纽约市民提升服务。亚马逊可能获得的30亿美元税收优惠,还会挤占其他资源。这笔钱的使用是取决于未来收入:亚马逊的应付税款中部分作为税务优惠而回拨给亚马逊,而剩余部分则可用于投资支持基建设施及服务。没有亚马逊,就不会有这30亿美元,而纽约市和纽约州也不会获得240亿美元的净税收。奥卡西奥·科特兹要么完全误解了她所批评的项目,要么刻意地忽视真相,利用相关言论来操纵怨恨情绪并凑集选票。你更愿意相信哪种解释呢?

许多读者喜欢我在今年1月备忘录中分享的小故事(由于故事作为附录放于文末,我的夫人南希第一次读时并没注意到,但我希望你们都已看到),为:有十个人每晚都在酒吧喝啤酒,并且每个人都根据他的能力付钱;酒吧老板为表达感激而减少他们的酒费总额的20%,十个人无法就如何分配各人的扣减额达成一致,因为似乎最富有的人总可以获得最大的折扣,但大家忽略了他也是支付了大部分酒费的人。出于愤怒,其他九个人把最富有的人狠狠打了一顿。之后这个人再也没有回来,而其他九个人再也无法负担他们每天的酒费。他们的确给了他点儿颜色看看!

同理,纽约也让给亚马逊了点儿颜色看看!他们赶走了亚马逊,而亚马逊再也不会回头。回顾政治家们的上述言论,你就会发现他们都对亚马逊和其创始人贝索斯的财富心怀怨恨,并认为这些补贴毫无依据。但是他们没人提到丢失的潜在工作机会,或者该项目对纽约经济,或更重要的是对其纽约民众所带来的好处。纽约本有大好机会“把蛋糕做大”,但是左翼民粹主义者却想尽办法破坏它。

另一个对着富人泄愤的例子,是关于纽约市临时居所税的提案。该税项的起源于一名基金经理购买价值2.3亿美元的公寓作为其第二个(也可能是第三个)住宅。该税项提议建议对价值超过500万美元的但非所有者长期居住地的住宅房屋及公寓征税,理由是业主享受了其位于纽约的住宅所带来的相关好处,但却从未支付纽约的个人所得税。但这种做法聪明吗?

即使这些业主并不在纽约长期居住,很少使用城市服务,也要支付房产税。事实上,当他们来到这座城市,他们的支出更会有助于经济发展。这是滥用这座城市的资源吗?新税法将把高端住宅的潜在买家赶走,使得目前高端住宅供过于求的情况进一步恶化。3月24日发表的《纽约时报》报道:“该税项帮助纽约市在变得更加公平的的路上迈进了一小步。”文章还提到了对非长住富裕业主征税的政治合理性。但考虑到这样做的明显影响将会是抑制纽约楼市发展及减少更多相关行业的就业,这样做是否具对经济是否有正面意义?

极端左翼分子的言论刻意掺带怨恨情绪并强调社会差异性,而这很容易被大众所接受。但这些政策更可能平等地分配贫穷,而不是平等的扩大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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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50年前,一位年长的朋友向我分享他的观点,是什么“令美国强大”:

当英国的工人看到老板开着劳斯莱斯离开工厂时,他说,“我想在那辆汽车下安一枚炸弹。”但是,当美国工人看到老板开着凯迪拉克离开工厂时,他说,“总有一天我会拥有一辆那样的汽车。”

今天,已经很少有美国人认为他们还会拥有那辆卡迪拉克。极端一点儿地说,这可能会终结美国奇迹。因此,在停滞不前与收入不均面前,企业应当尽一切努力遏制前者;这并不是仅仅是出于公平或慷慨的考虑,而是为了确保带领美国强大的制度得以继续运行。

资本主义是实现长期繁荣的最可靠途径,而且必须是负责任的资本主义。解决方案绝不是拒绝“亚马逊”、对“凯迪拉克”征收额外的税收、或干脆“把蛋糕做小”。

2019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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